在贵州中医药的历史长卷中，刘尚义是一颗熠熠生辉的星。作为贵州首位“国医大师”，他1942年12月出生于贵州大方县一个贫苦农家，自少年起便与这片土地结下不解之缘。六十余载悬壶济世、教书育人，他用脚步丈量黔中乡野，用医术温暖万千病患，用传承点亮后学之路，在贵州大地上树起一座中医的精神丰碑。
从寒门少年到中医学子
刘尚义的中医之路始于贵州本土的启蒙。17岁那年，他拜贵州中医名家彭述宪为师，初识《内经》《伤寒论》《脾胃论》等经典，埋下岐黄种子。1961年，他考入贵阳医学院祖国医学系，次年因院系调整并入正在筹建的贵阳中医学院（1965年正式成立），成为该校首批学子。在黄树曾、李彦师等名师严格教导下，他系统攻读《黄帝内经》《伤寒论》《金匮要略》《温病条辨》等四大经典，打下深厚理论根基。
1962年，他又拜入贵州名医葛氏疡科第七代传人赵韵芬门下。赵老见其勤勉好学，将疡科不传之秘、丸散膏丹炼制诀窍倾囊相授。这份源自贵州本土的师承，不仅让他掌握了中医外科精髓，更孕育了他日后“引疡入瘤”“从膜论治”等创新思想的雏形。
乡土行医悟透医道真谛
1968年，刘尚义主动请缨到金沙县石场区卫生院工作——那是贵州典型的缺医少药边远山区。在崎岖山路间，他背着药箱日均步行数十里，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村民健康。一次，面对生命垂危的重症患儿，全县难觅抗生素，他凭借对《黄帝内经》“治痿独取阳明”理论的深刻理解，重用黄芪培补脾气，辅以玉竹、石斛养阴生津，奇迹般挽回生命。
这段扎根贵州山乡的历练，让他真切体会到“中医的根在临床，疗效是硬道理”。他善用简、验、便、廉的方药，将外治法灵活用于内科，自制的膏丹丸散成了乡亲们的“救命药”。即便后来回到省城，他的门诊依旧一号难求，患者凌晨排队的场景，成为贵州中医界持久流传的温情画面。
学术创新与本土传承并举
在数十年临床与教学生涯中，刘尚义立足贵州实际，提出“从膜论治”学术思想，将中医筋膜认知与现代解剖结合，为肿瘤与慢病治疗开辟新径；创造性将疡科外治思维引入内科黏膜疾病，形成“肤膜同位”“肤药治膜”理念；更把葛氏疡科治“九子疡”经验化为“疡理诊瘤、疡法治瘤、疡药疗瘤”的系统理论，为中西医结合治瘤提供贵州智慧。
他主持研制蟾灵膏等十余种中药制剂，广泛应用于临床；主编《南方医话》《中国基本中成药优选》等20余部著作，其中《南方医话》深植西南地域特色，融汇经典与黔中验案，成为后学范本。他的学术成果，不仅是个人智慧的结晶，更是贵州中医药理论与实践融合的典范。
甘为岐黄薪火播撒者
作为贵州首位“国医大师”，刘尚义执教逾60年，培养中医人才数以千计，许多已成为贵州乃至全国的学科带头人与基层骨干。他倡导“知行合一”，常带学生深入贵州山野识药，手把手传辨证技艺；强调“中医人要懂中国文化”，将易学、书法、京剧等国学养分融入教学，塑造弟子的整体思维与人文情怀。
2010年，“刘尚义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”在贵州成立，成为本地中医药传承的重要平台。如今，他的弟子中已有高级职称18人、博士7人、博士后2人，多人获评贵州省名中医、全国优秀临床研修人才，真正实现了在贵州大地上“育一片林”。
仁心仁术写就大医本色
从医六十余载，刘尚义获“国医大师”“全国中医药杰出贡献奖”“贵州省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特别贡献奖”等殊荣无数，但他最珍视的仍是患者的信任与微笑。他坚持“能开小方就不开大方”，常用药不过九味，力求价廉效佳；遇贫困患者，常在处方上标注“免挂号费”，甚至自掏腰包垫药费。诊室里那副“诚心问道，请坐听讲；有病求医，喊我开门”的对联，正是他扎根贵州、服务百姓的生动写照。
贵州的骄傲 中医的脊梁
刘尚义的成长与成就，深深镌刻着贵州的山水与人文印记——从大方故土的启蒙，到贵阳中医学院的求学，再到金沙山乡的淬炼，以及省城与高校的耕耘，他始终以贵州为根、以中医为魂。作为贵州首位国医大师，他不仅在医术上攀越高峰，更在传承上播撒希望，用一生诠释了“大医精诚”的真谛，也为贵州中医药事业树立起不朽的丰碑。
